3月7日，烟台的堂兄与我在网上通了话，告诉了我一条不好的消息，我的伯父因病于2009年的2月24日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凄然泪下，我感到心情特别沉重，两行热泪顺着脸颊，像断了线的珠子，滴答滴答地滴在键盘上，我打字的手在不停地微微地颤抖着，我最近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担心的问题终于发生了。回想起四年前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的情景，当时他老人家虽已88岁高龄，但我和他漫步在阜外大街的马路上时，他步履轻盈，竟然走的比我还要快捷，看着他的身影，我觉得他像奶奶，一定会长寿，也许能活到一百多岁，我的奶奶虽然生活在生活条件艰苦的农村，86岁时还洗衣服做饭，干家务活，要不是愚昧的表姐错把农药当洗发水给她洗头，让她中毒不幸离开人世，我想她老人家再活10年绝没问题，奶奶的姐姐就活了99岁。伯父今年92岁高龄，那天也是因洗澡感冒住院，可能引起原有的肺气肿加重，本来保养得还不错的伯父竞没想到这次住进医院再没有回来。
我的伯父，其实是我的三伯父，听奶奶说大伯在民国18年那年，陕西大旱，树皮草根都让灾民们吃光了，又加之瘟疫蔓延，那时侯的陕西真是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就在那年霍乱夺去了才18岁的大伯的年轻生命。我的爷爷性格暴躁，好抱打不平，他不但能说会写，还体魄强健，一次由于看不惯邻居的地主欺压乡民，打伤了人家，出手很重，打成重伤，告官后到处抓他，在家里呆不下去，他连夜带着二伯、三伯逃离了家乡，去了陕北的保安县，曾祖父在世时曾在保安做些小生意，用老家的土布、针线在保安换些粮食，牛羊、毛驴养家糊口，后在保安逝世。爷爷投靠曾祖父的朋友，在陕北落下了脚，后参加刘子丹民团，把两个伯父领上了革命的道路，在抗战东渡黄河战役中，时已担任骑兵排长的二伯不幸战死沙场，爷爷也病逝在陕北，至今尸骨还安葬在陕北，由于战乱，找不到坟地，所以无法迁回老家。我的三伯也就是现在的伯父，一直搞机要工作，搞后勤宣传，直到革命取得胜利。
听3伯父说祖父宋嘉賓（小名新春）受曾祖父的影响，也在保安做过小生意，带去布线换回牛羊驴，由于这些牲灵不服家乡水土，以后也就不带了，但那时的陕北，只能是物换物，换不来钱，于是每次回家只能带些毛毡和羊肉，虽然带不回钱，但生性豪爽的祖父却用家乡的特产结交了不少的朋友，其中一位人称马大爷的朋友和他很要好，后来就是受他的影响，把爷爷和两个伯父引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位马大爷真名叫马锡五，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的上层人物，解放后历任司法部副部长、高等法院副院长等职，最后在北京逝世。
民国十八年，河北、河南以及西北地区连续三年大旱，缺吃少穿，加上老百姓叫霍来拉（霍乱）的疾病的传染，被贫困潦倒的饥民卖儿卖女的现象相当普遍，生活所迫，又加上爷爷惹上官司，爷爷不得不带上我的大伯宋三羊、二伯宋百盛逃荒来到陕北保安县，由于爷爷有些文化，经人介绍在县民团当上了书记（文书），不久从外地回到陕北的刘子丹担任了民团团长，宫立如（共产党员）担任副团长，爷爷担任民团文书，直到1933年逝世。大伯由于要照顾老家1930年回到朝邑，二伯留在民团里当伙夫，砍柴烧火，那年二伯15岁，后来长大一点就赶着毛驴下山给民团驼水，三伯13岁那年由于老家实在无法生活下去，就随小姑夫和澄县的一位韩姓大哥投奔爷爷，爷爷把三伯介绍给刘子丹团长，刘志丹团长看着只有13岁的三伯，觉得年龄太小，当时就把三伯介绍给了兼任县立小学校长的民团副团长宫立如，于是三伯就非常荣幸地上了县立小学，半工半读，一边给学校打扫卫生，赶毛驴驼水，一边读书，1932年，国民党抓走了小学的校长和教师，说他们是共产党，学校停办了，三伯也失学了。
祖父又托人把三伯介绍到县政府当差提水扫地打杂，1933年爷爷接到大伯的霍乱病故的噩耗，伤心过度，吐血而亡。没有办法1934年三伯带着爷爷几年攒下的薪水回到朝邑老家，谁知靠借债度日的奶奶把薪水全还了外债还不够，三伯在家还是无法生存下去，只有取得奶奶的同意，二次离开了故乡，来到陕北，找到还留在那里的二伯，二伯也没办法安置三伯，正在左右为难之时，因抓捕而跑到榆林的王子宜老师回到了保安，主持县教育局的工作，在他的帮助下，三伯在教育局谋了一份工作。时间不长，二伯找到三伯，通知三伯他要去正规部队，让三伯争取留在后方，三伯请示上级后，领导就把他安排在陕甘省委机关军事部印刷科当勤务员，一边打水、打扫卫生，一边帮科里印刷各种表格，更多的是印刷宣传标语，由于三伯工作积极尊重首长，团结同志，特别是在毛主席指挥的到达陕北的第一场战役---直罗镇战役中支前工作表现出色，1936年三伯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不久组织上又调三伯到省委机要室当译电员，1937年省委机要人员调入中央军委机要科，三伯于是又调到军委机要科，1938年党的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原局，于是三伯又被调到由刘少奇同志领导的中原局机要科工作。1939年三伯调入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机要科、后又编为新四军第五师，这时的三伯已是师部和党委的机要科长。
1944年，三伯担任李先念师长的机要秘书，1946年有调任新四军军部任机要科副科长，兼任机训大队长，1948年我军渡江后，三伯担任南京军区青年干校副校长。全国解放后，三伯历任华东局、山东分局、中央机要局的处长，直到1958年回到北京担任北京饭店党委书记，1960年华北局成立，三伯历任办公厅政法组长、办公厅人保处长等职，直到1969年的文革开始，华北局的干部被下放天津劳动锻炼，他还是处长级待遇。1972年劳动锻炼结束，三伯调任北京友谊宾馆任党委书记，1977年任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第一常务副局长，直至1983年离休。
伯父的一生，是伟大而光荣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不求名利、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彻底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曾经把两次晋级的机会让给同事，由于工作较忙，奶奶去世，他都没能回来，二十年没有晋升一直处级待遇的三伯从来毫无怨言，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着，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严格教育自己的子女，一辈子要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工作。
伯父在我的印象中，只回过两次老家，一次是刚解放时，听村里人讲，回来还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