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这件事已过去了十多年了，但每每有闲暇的功夫，我内心总有一种冲动，促使我拿起笔来，但每每又不断地放下。我怕自己描述的欠缺，淡化了故事的原味，但后来又想，还是写出来吧，最低让人们知道还曾有这么一个感动。
那是我刚从学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事。当时的我作为一名地方还比较稀罕的大学生，被上级委以重任似的派到城效一个税务所担任税务会计，部队里讲求新老兵有别，地方上更是讲究按资排辈，在别人聊天、喝酒、无所事事的功夫，我却有着一大摊子的活要应付，看家护院、留守值班等差事也成了非我莫属，早来晚走，对我来说更是一个平常事，但不管我多苦我累，我都咬牙坚持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那时的我满脑子有的是理想报负，有的是雄心壮志，这点难题对我算不了什么。
渐渐的，我从当时执法随意，甚至一句话就可以免掉纳税人全年税款的时风夹缝里，注意到了这么两个小人物，一样的黑瘦和带着些卑微，诚实和坚定，一样地平凡而又使人感动，以至到现在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他们的名字：黄大成和李春光。
他们两家都在偏远农村，即便是在如今城区框架已几倍拉大的南阳市，他们所处的位置也只能算是郊区，不同的是他们一个在城的西南方向、一个在城的东北方向。黄大成本人在市区的一个修理厂上班，妻子在农村，并且体弱多病，是典型的“一头沉”家庭，全家大大小小七八口子人，全靠家里开的一个小小代销点，平时向左邻右舍供应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必须品弄点零花钱贴补家用；李的家里开了个轧面铺，日常也通过加工挂面、面条换点小钱，在九十年代初期，他们的月税额最高的时候也不过十几元钱，即便换算后再比照现在的政策，也是远远达不到起征点的，但十几元钱，说多也多，说少也少，在当时土里刨食的农村应该说能办不少事情的。由于科税额小、位置偏僻，加之当时粗放式管理和人员的惰性，可以说一年里，税所人员去他们那里的次数是少之又少，现在想来，当时他们就是拖着不缴税也不会有人去管的。但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他们从来不论天气如何，也不管别人如何去做，每月五号，他们都是雷打不动地自己到税所来缴税，近二十里的路，他们都是独自骑车或步行到来，对税额的高低也是从来不以家庭困难等各种借口计较争辩。黄大成由于要到单位上班，所以五号这天早上，他总是第一个来到所里，在征收室旁或蹲或站的等着我，连我这个每天提前20分钟上班的单身汉也常常自叹不如。记得最深的是有一次，当时的天气已近农历十月份，气温变化大，人和牲口得病的有很多，五号那天起来更是大雾迷漫，十米之内难见对方，上班后，我就想，这次他二人再不会来那么早了吧。但令我惊奇的是，也就大约十几分钟后的工夫，远远几十里路程的李、黄二人却已脚前脚后地走进了所里，黄大成缴完税后匆匆走了，而患有感冒的李春光由于要带耕牛看病，所以就直接牵着牛来到税所，并顺手把牛拴到大门口的一棵树上，当时可能是早晨起的太早和加紧赶路的原因吧，那头牛一得着机会停下来，就对着税所门口又拉又尿，湿湿漉漉地整了一大堆，看门的老王头是一个犟脾气，当时就对姓李的的一通喊叫，而他一边忙不迭地道歉赔笑，一边着急慌忙地牵牛和清除屎尿，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他内疚的心态和黑瘦脸膛上浮现的怯怯的表情……
多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工作的调动，我接触的人和处理的事越来越多，社会阅历和社会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人也变得圆滑事故了不少，一些时候，由于身不由已和社会风气等原因，我也说过不少言不由衷的话，干过一些让自己事后脸红的事，但不管风云变化多少年，时过境迁今非昨，在内心深处，李春光和黄大成这两个人的形象还是常常从我的记忆里清晰的浮现出来，他们是那样的渺小和普通,质朴和善良，尽管穷苦艰难，但他们又是那样的明事明理、守纪践诺，也只有这许许多多和他们一样的千千万万人，真正地是构筑起共和国财税大厦的脊梁。相比那些财大气粗却为一点点税钱瑙珠必较，动辄找关系走后门，或不俱税法强制和以身试法，或为了些许蝇头小利拿原则做交易，甚至为了成名发财不惜假话连篇、假事真做、以辱为荣的人来说，他们不知要伟岸、高大多少倍！他们也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在这个诚信危机却又极速变化的社会里，诚信是一个多么值得珍重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