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文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它他不仅为国家的统一而毕生征战，而且为国家的强盛而励精图治壮心不已，终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代杰出的明君。
曹操出生在政治上极度腐朽的东汉末年，他自己就是宦官之后，其祖父曹藤官至深得皇帝皇后宠辛的中常待、大长秋，而其父曹嵩富至在汉灵帝开“西园”卖官时，能出一亿纹银买官做至太慰。曹操出生于这样一个贪污腐化之家，政治上腐化败落之国家却能开源清流，一反当时的腐败政治，力劈清政，思民之所思，忧民之所忧，推行法制，整顿吏制，重用人才，发展农业生产，是当时北方社会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
曹操所在的时代，宦官转权，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上阿下承，贪赃枉法，甚至出现了“西园”卖官的丑象。政治上的极度腐败反而激起了少有奇志的曹操，使他痛恨腐败政治，从而下死决心惩治腐败。
公元174年，曹操被人举荐做洛阳北部尉。他一上任就下令赶造“五色棒”悬挂于衙门左右，不论豪强权贵，一旦触犯刑律一律棒杀。当时深受汉灵帝宠爱的宦官小黄门蹇硕的叔父就死于曹操“五色棒”下。他的严格执法与铁面无私使皇帝眼皮底下的洛阳京城中横行霸道游手好闲的达官权贵，纨绔子弟为之一震，社会治安大为整肃，从此“京师敛迹，没犯狂者”。曹操也应此而遭到近侍，权臣豪贵的嫉恨。
公元177年，曹操升迁为顿丘令（今河南清丰西南）令，是为迁升实为排挤他出京，然而，他仍然坚持他“法不阿贵”和“刑无等级”的为官标准，对那些贪官污吏胡作非为横行无忌的现象深恶痛绝。
他曾于公元181年和公元182年先后两次上书汉帝，痛陈恶行，声张正义。一次是在光和四年（公元168—），为在“党锢”事件中被宦官集团所杀害的大将军窦武、太傅等人升冤，言辞忠正真且、直指当朝宦官：一次是在光和五年（公元182）汉灵帝改革弊政，要公卿大臣们检举贪赃枉法、残害百姓的州县官吏，以撤职查办，而朝中权贵与宦官勾结、颠倒黑白，并没有把那些真正残害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检举出来，而是将守法而颇有政绩的二十六位官员抛出当替罪羊，曹操听后，仗义执言、愤然上书，弹劾三公九卿收取贿赂、包庇贵戚豪强的罪状。他慷慨陈辞、痛切揭发，直指权贵毫无惧意。尽管他的两次上书社会收效甚微，但它直面腐败政治、严惩贪官污吏的行为在当时的社会上引起许多有识之士的鸣和，也为他后来招才纳贤打下了基础。
此后、他迁济南相，一上任就罢免了八位朝廷贵戚和贪赃枉法的宦官，对于民间的淫祀也予以禁绝。他治下的济南“奸究逃窜，邵界萧然”。
曹操十分重视法制建设，极力推行依法治国，制定了一系列法令，如《败军令》、《步战令》、《置屯田令》、《诸儿令》等，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家庭等诸方面。曹操不仅依法行政，管理社会、管理军事，同时也以身示范管理家事、管理亲戚、管束自己。曹植之妻衣绣违反了家令，被勒令自裁：他的手下满宠依法处死操曹堂弟的亲戚，鲍勋对曹丕的小舅子秉公执法，都深得曹操赞许，并鼓励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就是他惊马贱踏了庄稼触犯禁令时也割发代首以示严惩，对那些巧夺豪取、贪污贿赂之徒更是量刑有加、深恶而痛绝之。
依法行政、严明法纪使曹操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之中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誉，大批仁人志士投其门下，壮大了他的力量，终于使他在群雄并起的三国时期成为一代明主、并统一天下。
曹操为一代明主，他胸怀大志，忧国忧民。从他的《观沧海》与《苦寒行》就可以看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千百年来战乱社会的缩影。他对民之疾苦也发出了“生民百遗一，念之短人肠”的痛切悲叹。因此，在他为官期间也非常重视农民和农业生产。他崇尚先秦申不离、商鞅，并效法孝文帝屯田，改革弊政，把发展农业生产当作最要紧的事来抓，采取料一系列保护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如军中不能杀牲口出卖，不得砍伐桑、吉、枣等树木，行军时不得践踏田中麦、禾等。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稳定，为他扫平割踞势力奠定了坚强的物质基础。
少有所为方能老有所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曹操率兵亲征孙权，留下恰好二十三岁的爱子曹植镇守邺城，临行时说‘昔吾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时年曹操六十岁，回忆起年少时惩治恶吏、建功于社会之事时还颇为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