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有人问我，什么是天下最难，我不屑回答。因为那时，血气方刚，天高地厚全然不知，“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世上之事，何难之有！
二十年后，又有人问我，什么是天下最难，我从容作答：“说真话！”因为，我经历了太多的空话、假话、大话、套话，自己也不知多少次违心地说过空话、假话、大话、套话。于是，我理解了，做个“真”人，说句“真”话，竟比登天还难！
呜呼！“真话难，难于上青天！”困在何处，难在何方呢？
世界上走过的人，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谁没有说过假话，谁又能保证今后不说假话？特别是古往今来的政客们，因为政治的需要，他们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今天姓张，明天姓李，到底那句是真，那句是假，更是雾里看花，梦中观景。因此，说“真”话便成了全人类面临的题目。说真话以其与人的“生来俱来，死去既去”的关系，将其冠以“天下”二字，当之无愧！
讲真话难，还在于真话假话的斗争，其实就是利益的无政府博弈。利益人人都有，于是假话人人都说。就国是论，真话总是既得利益是敌人，国计民生是朋友。但人的自私使得我们的政客精英们，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首先要考虑个人的利益得失，然后才是国计民生。勿庸讳言，任何一句假话背后，都是利益的考量！即使那些最善意的谎言，背后也一定有利益在驱动。这利益，有时是个人的，有时是集团的。而集团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放大或掩护。没有利益，任何人也不会出卖自己的良心——因为说假话，多多少少都必须以良知的出卖为代价的。因此，将说真话作为“难事”，并冠以“第一”，自然也当之无愧！
说真话之难，还在于有时说真话要掉脑袋。哥白尼的日心说，不过说出了宇宙的某种真实状况，却被罗马教廷处以极刑，虽然几百年后，梵蒂冈为他平了反，但这除了证明“真理终要战胜邪恶”这一苍白的道理之外，对于哥白尼自己还有什么意义呢？张志新在“文革”中，因讲真话被我们的同胞“革”了命。当十亿人口从狂热中清醒的时候，张志新平反了，但那烈士的称号不过是对后人的激励，对于地下的张志新又有何益呢？正因为说真话有时要以失去人生只有一次的生命为代价，所以，既使那些没有多少私心、并不想通过假话谋到几两银子和更大顶子的人，也是极少有人敢于去冒险的。为了说真话，脑袋都会掉，此事不难，更有何事？
如今，真话的稀缺与假话的横行，似乎与脑袋无关，但却有利益驱动。假话的“牛市”，在于市场需求的旺盛——假话可以创造政绩，假话可以糊弄领导，假话可以欺瞒群众，假话可以拍马溜须，假话可以让人成功，假话可以使人金贵。于是，假话最终成为了某些人更大的花翎、顶戴，成为了某些人的金元宝、银锞子。试想，一旦假话市场疲软了，许多人的官路、财路也就断绝了，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当政者们与社会精英。我们至今看不到假话的“熊市”与“真话”行市的上扬，首先是他们的心底里，并无为讲真话创造更大市场的冲动！
正因为真话难说，所以它才成了人品官德的试金石。我们很难做到一辈子说真话，不说一句假话，但“不说假话”与朱前总理为某财经大学题写的“不做假账”之校训一样，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人生追求！